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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蒙学典籍西译研究
2019年08月30日 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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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蒙学典籍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太史作的《史籀篇》,后又有《仓颉篇》《急就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千家诗》等,数量众多。这些读物往往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普及面广。而在这些典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字经》《千字文》与《弟子规》,它们因此也是最早为西方所译介且译本数量较多的启蒙读物。据统计,《三字经》各种译本约50种,《千字文》至少16种,《弟子规》约11种。数量差异的原因显而易见:《弟子规》成书最晚,而《三字经》在时间上虽晚于《千字文》,但其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有趣不枯燥。从译介活动的兴盛程度上看,这些蒙学典籍的翻译可划为三个阶段:18—19世纪的繁荣期,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复兴期。

  18—19世纪是西方传教士入华宣教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译者绝大多数为传教士。传教士宣教首先要学习汉语,要了解中国文化,而蒙学典籍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蒙学典籍译介的兴起肇始于俄罗斯传教士。18世纪,俄罗斯的4个《三字经》译本的译者清一色为布道团成员。1740年前后,布道团第二班学员罗索欣将《三字经》和《千字文》翻译成俄语,译本虽未曾出版,但无疑是俄国汉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一个在俄国公开出版的《三字经》译本由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翻译,1779年印行。《彼得堡通讯》于次年发表书评,称其为来自中国的“诗体箴言”。此译本能够得以出版并且受到关注,一是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崇尚中国元素并因此在俄国掀起一波“中国热”,二是因为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观对当时的俄国思想界产生直接影响,关于中国的作品在当时的读者中颇受欢迎。在俄国,最为经典、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字经》译本为比丘林所译。此译本1829年出版之后在俄国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多家报刊对其进行评述与推荐。《莫斯科电讯》评价《三字经》“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雅典娜》认为此书能够让人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文学报》认为此书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辨。比丘林的译文还不时出现在俄国汉学家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毕生向往中国的普希金,其家庭藏书里就有比丘林的这一译本。

  到了19世纪,西方汉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沉淀,且出于开拓中国市场,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宣传福音的需求,这个时期蒙学典籍的译介愈发繁盛,不同语种的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礼逊、裨治文、内曼、马兰、麦都思、儒莲、秦右、晁德莅、颇节、翟理斯、郭栋臣、欧德理、霍夫曼、阿连壁、修德等都曾译过《三字经》或者《千字文》,其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等。《三字经》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出自马礼逊,于1812年出版。而《千字文》的第一个英译本出自修德,以散文体翻译,1831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有两个《三字经》的译本,译者是麦都思和马兰。他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太平天国及其宗教信仰。事实上,早在1823年,麦都思就曾编写过一本新教的《三字经》仿本。而据卫三畏所言,当时有多个类似的仿本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使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看作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传统的一种妥协。1873年,翟理斯也翻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以《两首中国诗》为题出版。后来,翟理斯又于1900年修订了《三字经》译本。这个修订本因其副文本信息丰富、便于阅读而成为西方最为流行的蒙学典籍译本之一。1895年8月,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弟子规》译本,是此书的第一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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