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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2019年08月30日 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峰 王丽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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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代表经典是“四书五经”,历史上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也是儒家思想。明清之际,欧洲教会为了传教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于是着手翻译儒家经典。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儒家经典由此在西方得以传播,曾经引起的反响至深且巨。

  第一部儒家经典译本是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所译,用拉丁文节译了《大学》与《孟子》。根据笔者长期收集整理得出的数据显示,此后大约产生了304种“四书五经”的译本。其中《四书》的节译本与全译本约180种,拉丁文译本21种、英文52 种、法文36种、德文28种、俄文20种、西班牙文7种、意大利文3种,芬兰文与瑞典文各2种,丹麦文、土耳其文、斯洛文尼亚文、挪威文、冰岛文、斯洛伐克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与罗马尼亚文各1种。《诗经》译本约有51种,包括法文13种、英文11种、俄文10种、拉丁文9种、德文6种、捷克文与芬兰文各1种。《尚书》译本约有21种,含拉丁文与俄文各4种、英文与法文各6种、德文1种。《礼记》译本约11种,包括法文4种、英文3种、拉丁文2种、德文与俄文各1种。《周易》译本约有32种,其中,英文11种,拉丁文、法文与德文各6种,俄文2种,比利时文1种。《春秋左传》约有8种译本,包括拉丁文、英文、法文各2种,德文与俄文各1种。笔者在此使用“种”,不用“部”,原因在于译本包括多部,而有的译本出过不同类型的译本,比如理雅各《诗经》译本包括韵体与非韵体2种。

  就历史阶段来看,儒家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有几个节点。16、17世纪,中国国力相对强大,在西方世界曾掀起一阵“中国热”,中国丝绸、茶叶、陶瓷、漆器风行欧洲,欧洲绘画、建筑、园林、雕塑和装饰均显露出中国元素。16世纪中叶诞生了汉学,那时西方对中国的喜爱呈现出略为夸张的笔触,真正深度接触进而传播儒家经典的是传教士,他们的译著得到欧洲高层的重视。路易十四曾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刷这些译本,路易十五曾下令铸造中国铜质字模12万枚。欧洲社会名流对儒家思想时有溢美之词,称赞其为“模范文明”。儒家经典承载了欧洲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所追寻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念,是启蒙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欧洲名流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受儒家思想影响明显。作家伏尔泰对孔子顶礼膜拜,曾说孔子是真正的圣人,在其作品中甚至可以找到孔子的话语。凡尔赛宫御医魁奈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领袖,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他认为孔子超过古希腊圣贤,《论语》远胜古希腊哲学。

  16—19世纪是历史上儒家经典在欧洲影响深远的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儒家经典译者有意大利的利玛窦、卫匡国、殷铎泽;法国的金尼阁、孙璋、马若瑟、宋君荣、韩国英、刘应、傅圣泽、雷孝思、蒋友仁、白晋、格鲁贤、汤尚贤与钱德明;葡萄牙的曾德昭与郭纳爵;比利时的柏应理、卫方济;德国的基歇尔;俄国的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与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他们翻译了“四书五经”译本76种。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其中不少人安葬在中国。明万历进士李日华赠利玛窦诗云:“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18世纪中期在华耶稣会士均转向更有专业性的研究,欧洲名流对中国元素的态度由赞美转向批判。此时,“四书五经”译本仍增加了约36%,西方人共译出约103种(不含再版)。鸦片战争后,德国成立了德国东方学会,《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由此创刊。德国汉学先驱帕拉特著有数卷中国文化经典教材,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主张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顾路柏也主张理解中国民族性格,消除陈旧偏见。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歌德、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对儒家经典与其思想都持褒扬态度。美国学者卫三畏、狄考文、梭罗、维切尔·林赛都宣传过儒家思想,狄考文亲授过“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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